【作家特写】忧伤时代《台北故事》:侧写时代的碎心曲

小说里程瀚青与高镇东2个男人在九零年代末,爱上彼此,然后死之而后生。在狭促倥偬的时代里,2个处在低层阶级的男人何以发觉自身,以及对彼此的欲望?欲望升腾成爱,中间又要经历多少代价?这不是一般爱情故事,更刻画八九零年代那个蒸蒸日上的台湾,以及无法随时代上升的人又将何去何从。

《台北故事》在镜文学发表后,迅速成为回覆最火的作品。读者追得勤,也不吝于承认自己「看哭」了。读者暱称作者台北人「北郎」,似乎这样更亲密、更接近作者。未见台北人之前,我以为这样的小说,该是出自年纪稍长的人吧,还不无刻板的想作者是名打滚江湖多年、看透世事的男同志。岂料出现在我面前的,是名不过30岁上下女子。

年纪轻轻,何以写出痛感十足又充满画面的文字?在与她短短相谈的一个小时半里,很难说我得到了答案,毋宁更像是在雾中缩短了彼此的距离。台北人是有故事的人,那些故事是围绕在她周身的雾,或城墙。

一个例子是,台北人不善于诠释自己。「你要说……」是她回答问题时常见的开头,彷彿她努力将回答塞进我的问题——带有「是因为你要这样说,所以我才这样回答」的语感,又或许是在确认问题真的是「问题」。

 

写小说不过是将脑中画面诉诸文字

同时,我很难想像这是她第一部小说。台北人说,在此之前她写的东西谈不上创作,大多写得很杂很随兴,甚至写过就扔,也不回头看。书写对她而言,不是纪录,不是为了保存被时间之河淘洗的种种。

已发表的《台北故事》《林森森林》《我的一个朋友》都是男男恋情,而且还是苦恋、虐恋,为何她锺情于诉说这个题材呢?台北人说写的时候没想那幺多,「写小说时,我不会一开始就去想要传达什幺,常常是听到一首歌,触发了我的视觉画面。画面出现了,我不得不把它写下来。」

至于为什幺要写,对台北人而言,那是后来的事,非关写作。「我觉得讲出来为什幺就匠气了,因为这可能不是一开始我做这件事的念头。」很少会在访问中听到作者害怕自己的回答「匠气」,我由是恍神了一下。「你可能会觉得访问我很无聊吧。」似乎是害怕给出的东西不够,台北人补上这句。

 

藉华语老歌召唤九零年代末世氛围

八九零年代的华语音乐贯穿台北人的小说,甚且有狂热读者一一找出小说里的歌,搭配服用。音乐确实是台北人生活之必须。「我只在家写东西,因为要听音乐,而且要开很大声。我起床第一件事,就是打开音乐,甚至可以一首歌重複听很多遍,一整晚或好几天都在听同一首歌。它们不会影响到我的生活,它们就是我生活的一部分。」

台北人喜欢听华语老歌,读者还为她建立《台北故事》歌单,蒐罗小说里出现的歌曲。

谈到音乐,台北人顿时放鬆不少。她说她最近在听的是王杰〈忘了你忘了我〉,还直接用手机放起歌来。「爱情终究是一场空,谁说我俩的过去尽在不言中……」王杰的歌声开始作伴,我们由是回到八九零年代那个华语音乐的美好时光。

台北人有一个由黑胶唱盘、音乐录影带堆叠起来的童年。「我第一张卡带是李玟的《好心情》,每天拿着黑色厚厚的卡带录音机到处跑,还有滋滋滋的底躁。童年时,每天都在听父母的黑胶,无论是吃饭或做其他事都在听歌。音乐就像媒介一样,能触发我许多小时候的画面。当时家里还有一面墙都是音乐录影带。不过后来这些都随父母离异丢了。」

台北人喜欢听回首时代的歌,但她从不回头看自己写的东西。当《台北故事》面临修改时,她坦承是件痛苦的工程。「最初因为发表在中国平台,会审文。我几乎每章都被锁。锁文不会告诉你为什幺,我常常不知为何被锁,所以被迫再看一次自己的东西来修改。」

读到此,读者可能会想原来现今的《台北故事》是洁本?莫非有一个「比较多肉」的版本?台北人的回答可让读者稍稍放心,「其实情欲戏没减少,只是描述方式要投机取巧的修改一下,例如亲密行为时脖子以下不能描写太清楚。」

不过,我们很难否认是性爱连结了程瀚青与高镇东,也是他们的性连结了作品与读者。写实近乎肉搏的情欲描写是台北人小说的好看之处,也是她反覆辩证灵与肉的一部分。潮溼的欲望由此蔓延。

读她的小说,我想起王家卫的《春光乍洩》。台北人说,她喜欢的其实是王家卫电影里张叔平的美术设计。「我看王家卫的电影会恍神,常常投注在画面里,电影在讲什幺反而不是重点。」

笔名跟代表作都有「台北」,原因很简单,只因她生长在这座城市。条通与西门町的老台北风景,都是她熟悉的地方。

 

小说里的悲剧来自现实的变化无常

话及王家卫,台北人提起某位影响她人生至深的人,是那人带她欣赏王家卫,也是那人领她更广泛的听音乐。「如果没有他,就没有这些故事。可以说我的很多生活习惯都是被他影响的。」

接着,台北人彷彿告诉了我一个祕密:「他已经过世了,这些书写都是对他的追念。」我想起《台北故事》里头程瀚青的一句话:「有时痛苦能提醒一个人不要忘记,我不想他一转头就忘了我。」这或许说明了她的文字何以自带痛感。

悲剧是台北人的小说成色,即使在最幸福的时候,也有挥之不去、阴惨惨的死亡。为什幺总要让笔下人物饱尝悲离?台北人说,「现实生活很多意外就是这样发生的,你没有预料,它就来了。我自己也经历过类似情形,认识的人在林森北路被砍死,当时还上过报。」因此,台北人写小说没有大纲,自己也不知道情节走向,「它(故事)就是来自生活,生活与故事并非谁轻谁重,而是因果关係。」

虽然很多读者反映《台北故事》结局太虐,但台北人写完时没有太大的情绪起伏。「我看到大家哭成那样也有点讶异。」面对逝去,台北人说,「一变再变好像就是一种必然,可惜也无法改变什幺。」

 

原本恐同的妈妈变成她的忠实读者

在网路发表小说至今,台北人累积相当的读者,读者回应踊跃,还会私信她。不过她坦言与读者互动压力很大。「我常常不知道如何回应他们,只好说谢谢,谢谢他们愿意阅读这个故事。其中有位读者很特别,住在新疆乌鲁木齐。他说他看过我每本小说,跟他互动最没有压力——我们用音乐交流,他丢一首歌,我丢一首歌回去,不必多说什幺。」

还有一个读者值得一提,那就是台北人的妈妈。「我妈看完《台北故事》跑来跟我说:『我给你一首歌,我觉得很适合程瀚青。』那首歌是:刘德华的〈真永远〉。巧的是,有一位读者也传给我这首歌,说很适合程瀚青。」

台北人不讳言妈妈有点恐同,但看完她的小说后对同志的观感有了变化。「妈妈看完当下没说什幺,只问我:『还有吗?』我就再丢了作品给她看。过了几天,她写了封信,说觉得她以前恐同是不对的。这或许是我写小说的一件好事吧。」

「我喜欢听故事,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。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。」夜色里,台北人说。

 

善于聆听让陌生人都向她倾诉心事

访问尾声,台北人说了个近乎寓言的故事。某次她在河滨公园跑步,有位穿西装、看起来非常颓丧的先生向她搭话。她当下想逃离,但听他开口后,她留了下来。结果那位先生一讲就是3个小时。3小时中台北人几乎没有说话。回想这段经历,台北人说,「我觉得当时如果我没有站在那听他说话,他或许就会去自杀。」

「我喜欢听故事,比起讲话我更喜欢听。我因此听过许多人的故事。」我好奇是怎样的特质能吸引人向她诉说?「对方想讲,我就听。」台北人说。彷彿这是很简单的本领。我开始觉得台北人写小说是在回放这些她生命中的伤心人伤心事,包括她自己不想为人知而透过文字倾诉的部分。

眼前的台北人彷彿缩小成一个小小的录音机。那是《春光乍洩》快结束时,彼时生嫩无比的张震告别梁朝伟,要他对录音带说几句话。梁朝伟只对着录音带哭泣,张震就这样把他的哭泣带到美洲大陆的最南端。

台北人透过小说告诉我们如何在荒腔走板的人生实相里,缠绕出最通透的爱情。因为世界是如此粗砺的一头兽,所以要小心对待爱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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